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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群生

 

   

我向读者们奉献出的这组老照片,拍摄时间:1911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的一二月之内;拍摄地点:从宜昌乘木船溯江而上,镜头缓缓扫过长江三峡江段、直至重庆朝天门码头之间,摄于浩荡、曲折的江面,以及雄峻、险峭的两岸;拍摄者:德国女作家棗多伦勃-威斯。

 

可这一组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的珍贵历史照片,是如何到了我的手里并交给我所工作的重庆市文史研究馆作为珍贵档案保存的呢?

 

1998年春,我于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盛情接待了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重庆、进行浪漫向往之旅的两位客人。一位是该国的电视、电影编导玛拉-威斯女士;另一位是担任翻译的柏林大学的马英力(华裔)小姐。座谈会上,我们应客人的要求,详细介绍了辛亥革命前后重庆的历史、民俗、风情,尽量满足她们追思、寻觅、向往的心愿。

原来塔玛拉-威斯,是90你那前德国派驻重庆公使衔领事弗里茨-威斯的孙女。因此她对中国梦牵情绕,十分向往,并对重庆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会上,塔玛拉-威斯女士坦率声明,她的祖父弗里茨=威斯不能超越历史,当年是作为炮舰政策武装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德国利益的代表,前来中国重庆赴任的。但有幸的是,在他携新婚妻子多伦勃-威斯(塔玛拉-威斯女士的祖母)撵行的路上,恰逢本世纪初中国大地爆发的那场辛亥革命。于是,他们夫妇二人,竟成了这场革命的目击者、亲历者。作为后之来者的她,在90年后的本世纪末,重新踏着先辈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旅程,贯穿本世纪守卫天渊之别的巨大变化,来比较、认识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所以,她希望大家在谈到西方殖民主义者当年在中国、在重庆的种种罪恶行经时,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

通过马英力小姐熟练而风趣的翻译,我们很快认识、了解了这位真诚的朋友。双方共同回忆当年她年轻的祖父、祖母来到中国,到达重庆时,那长江水路、巍峨山城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生活境况。

 

遥想岁月动荡的1911年,受命来重庆赴领事任的弗里茨与其妻多伦勃,乘江轮从吴淞口溯长江而上,双双在汉口换船准备西上的那夜,江岸武昌城里响起了枪声,是日(10月10日)凌晨——武昌起义,神州大地爆发了辛亥革命。当小火轮驶离汉口码头,这对年轻的夫妇根本不知道,一夜间满清王朝的龙旗已经坠地。那时,他俩只晓得将要前去的巴山蜀水间,百姓们正高掀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以反对满清政府屈服列强的压力,将民间集资计划修建的成渝铁路收归国有。小火轮逆水而上,驶抵宜昌时,他们方知武昌起义,全国震动,各省民众正纷纷响应之中。虽然领事当不成了,可既来之则安之,此一路冒险旅行,仍向这对外国新婚夫妇展示了无穷的吸引力。

 

这一路的峡江漫漫水路,多伦勃-威斯女士在船头、在岸边,用最早的玻璃底版的相机,拍摄了众多珍贵的照片。

会上,塔玛拉女士对我们说,当年她年轻的祖父母到达重庆时,“蜀军政府”已在这里成立。率部前来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广总督瑞方,被起义新军砍头,从通往成都的路上运回重庆示众……百姓生活的苦痛、民众革命的热情,深深感染了这对西方来的不速之客。同年11月,所有在重庆的各国领事、外交人员,并一干外国官商,在蜀军政府的要求下,一律离开重庆出境,她的祖父母就经过贵阳、昆明、仰光辗转回国。回国后,她年轻的祖母即用多伦勃的名字,以同情的笔调,在西方报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勇敢的川江船工、三峡纤夫以及劳苦大众艰难、困顿的生活,反映广大民众响应革命的空前热情的照片与文章。她的祖母,可能是外国人士中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三峡、介绍重庆、介绍辛亥革命的一位了吧?就这样,塔玛拉女士的先辈在本世纪初的1911年,在川江、在三峡、在重庆,为她早早地结下了这近一个世纪的难解情缘。

 

塔玛拉女士特地送了我一件珍贵的礼物:那是她年轻时的祖父母当年在川江木船上的一幅照片(她与马英力小姐回国后,又给我补寄了这一组:15幅她祖母当年在川江水路上拍摄珍贵照片)。

 

当然,前后跨越近一个世纪,中国、三峡、重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塔玛拉女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她先辈种下的“前因”,她这个后辈再走这条“中国-三峡-重庆”之路,才愈发显现出其特殊的意义——这就是结出的“后果”了。她还向我们表示:不久的将来,她将率队重走三峡,拍摄一部由她自己编导的有关中国、有关三峡、有关重庆的电视纪实片,献给所有关心伟大中国、长江三峡、今日重庆的朋友们。

 

塔玛拉女士赠送给我的这组90年前的重庆老照片,我已经全部交给了重庆市文史研究馆,作为珍贵的文史档案保存。

 

1999年,《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经济报》相继找上门来,要求予以公开刊载。这些近一个世纪前的有关三峡、有关重庆的老照片,在以上诸家报刊发后,重庆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又分别制作电视专题播放,在全市引起极大轰动,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

 

前不久,我收到塔玛拉-威斯女士从德国寄来的一封信,特翻译,抄录如下——

 

敬爱的王群生先生:

并向我认识的朋友们问好。

马英力女士带回来重庆的几份报纸,我很高兴读到上面先生的文章和那组照片,能以这种形式使我祖父母的摄影作品得到再现,让我感到无比欣慰。

马女士还告诉我,你们有兴趣举办一个摄影作品展,我也很乐意。尽管我认为我祖父母的照片,远不如晚清驻滇法国领事方苏雅的作品那么有意义,但它们毕竟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
  前不久,我还在柏林的一家博物馆发现了一整套“蜡刻唱盘”。这是我祖父母当年用最原始的录音设备采录的长江三峡的《船工号子》和彝族、苗族民歌。她们先得将歌唱或说话的声音录入一个话筒,再用细针将其刻在蜡质的滚筒上。每次再听时,需用另一根针及话筒放出。这种过程不能太常使用,否则蜡刻就会损坏。这家博物馆最近研制出一种技术设备,可将这些老录音转录到现代的录音设备上。
  如果你们的展览计划能实现,让观众再听到这些老录音,一定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家博物馆也一定会支持这样的计划。
  至于那些照片,重要的是印出好质量,最好是从我的原板《玻璃底)上翻印。因为这项工作花费挺高,我已无法承担。
  经我与马英力女士商议,认为争取哥德学院甚至德国使馆(或其他德中文化交流机构)资助、支持,可能是促成事情圆满解决的一个方式。因此,我请马英力女士与你联系,以洽谈具体事宜。
  总之,我对你们的设想非常有兴趣,此事如果能实现,我将感到高兴。
  祝你一切如意,身体健康!

                                                                 塔玛拉·威斯

 

如今,我已通过马英力女士与塔玛拉·威斯取得联系,双方都在为此次重庆的展览做努力。我预祝塔玛拉·威斯女士的愿望同时也是我们的愿望能够早日顺利实现。

 

 

 

 

本页图文转载自《收藏》杂志,作者重庆市文史馆馆长王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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