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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 一个关于天才的艺术与爱情

2005年5月3日 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

 

   

人活着的过程就是漂泊的过程。思想有多远,漂泊就会有多远。

黄永玉,这个自称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他从沱江走来,淌过江河,漂过洞庭,奔向大海。他带着凤凰的气息游走于外面的世界,又带着对世界的认识回到凤凰,出走与归来,似乎涵盖了他人生的全部。在不断的漂泊中,他见证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变迁。这个艺术的精灵在漂泊中成长,在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走向艺术和人生的深处,在大雅大俗间成就艺术的个性,在悲喜缄默中缔造智慧的人生。这是一个来自凤凰青山绿水间,时刻处于变化当中的艺术鬼才,一个不老的老头。

    黄永玉的父母是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的新式夫妻,他们分别担任男校和女校的校长。毕业于省第二师范的母亲杨光蕙有很多新的风尚,在凤凰城里她是第一个剪短发、穿短裙的女性,而且还敢带着学生跳现代舞,被县里保守的行政长官认为“有伤风化”。父亲黄玉书会画画,爱音乐,能弹一手全凤凰独一无二的风琴。据说两人的结合就是风琴为媒。在父母的熏陶下, 黄永玉从小就喜欢艺术。

    80年前的凤凰是湘西地区最繁华的小城,东来西往的商人穿行于老街古巷。对于还是孩子的黄永玉来说,凤凰城里好看东西实在太多了:大傀儡戏、傩园戏、划龙船、重阳登高、元宵舞狮、清明挂坟、放风筝……这些层出不穷的节目,几乎让他的每天都成了快乐的节日。黄永玉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喜欢在这些青石板小巷里闲逛。他最爱去的是边街,那里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艺人的天地。有一家姓侯的风筝画得最漂亮,他常常站在这家店铺前,一看就是半天,这间作坊也就成了黄永玉逃学的庇护所。即使坐在教室里,心仍在铺子里,想象着不同木雕的模样。正是在这些充满了艺术气息的街巷里,他看到了在别处从未看到过的完整的民间文化。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纸扎的风筝和边街的菩萨,就如同母亲在远古呼唤他还睡在摇篮时期的感情。凤凰天然而成的艺术气质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融入到了黄永玉的血液之中。多年以后,这样的文化环境给了黄永玉丰富的创作源泉。

    在湘西王陈渠珍的统治下,湘西有些落寞却又怡然自得地维持着一种偏安一隅的局面。但学校的老师们依旧感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他们订阅了大量进步的书刊互相传阅,黄永玉从那里发现了书本以外和县城以外的世界,最让他受益的是《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这两本读物成为黄永玉绘画人生最初的启蒙老师。很快,学校的壁报里出现了大量从《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改头换面的摹仿品,嘲讽凤凰的一些社会现象和开学校的玩笑。这其中就有一些黄永玉的作品。

     在小群落里的自我得意,巩固了黄永玉一种终生从事艺术的勇气和毫不含糊的嘲讽眼光。1936年的儿童节,父亲的礼物是一本《漫画小事典》,受这本书的启发,黄永玉给父亲的一位朋友画了一张像,一脸的麻子。方麻子叔叔看了以后追着他到处跑,满院子鸡飞狗跳。父亲看了以后说:“不能只是像,要象张乐平的三毛一样,有神。”

    黄永玉家有一棵奇大无比的椿树,诗意盎然的“古椿书屋”也因此而得名。正在黄永玉沉缅于画画的时候,曾在凤凰城显赫一时的黄家开始中落。祖父黄镜铭过世,父亲黄玉书也不再担任校长的事务,一人远赴外地谋生。几代相传的“古椿书屋”不再有往日风琴低回中的欢歌笑语。黄永玉决定去长沙寻找父亲黄玉书。然而,在长沙军队里做参谋的父亲过得并不如意,不久就离开长沙去沅江的青浪滩做了一个驳船站的站长。黄永玉则跟着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去了福建的集美学校,这是他漂泊人生的第一站。那一年,黄永玉十二岁,从此远离“古椿书屋”的温暖,独自一人开始新的生活。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集美这所由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学校,是当时全国师资最好的,集中了一批在各个门类都出类拔萃的老师。据说,陈嘉庚吸引优秀师资的方法,是用最好的待遇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去执行终身教学。黄永玉1936年成为集美的一名学生时,他的名字是黄永裕。后来,熟谙中国文化的表叔沈从文认为,“裕”是开布店的,建议他改名成了今天的黄永玉。
    在集美,黄永玉的生活过得很苦。开学第一天,他就把领来的新书卖了,换钱买袜子和肥皂。上课的时候没有书,他就泡在图书馆。由于不安心学习,黄永玉一共留了五次级,他成了集美同学最多的学生,前不久他回到厦门,请他吃饭的同学有两百多人。尽管学习成绩很差,但集美“兼收并蓄”的氛围还是让黄永玉找到了自由生长的空间,学校所有的图画老师都成了他的“好友”。

    学校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央大学美术系的朱成淦先生,他成了黄永玉正式的美术教师。在他的帮助下,黄永玉参加了野夫负责的东南木刻协会。他按照野夫写的一本《怎样学习木刻》的书,开始了一生中最早的艺术实践。很快,黄永玉从木刻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兴奋,他开始临摹投稿。这是他和美术真正结缘的开始。黄永玉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此后70%的时间都花在了木刻上。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国破后的山河哀鸿遍野,到处是流离失所的人们。来到集美还不到一年的黄永玉,不得不跟随学校转移到了离厦门一百多公里的山区小城安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黄永玉,如同回到了家乡的凤凰,他经常和同窗的好友逃课到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河边游玩。对于黄永玉来说,再好的学校也是牢笼。学校和社会相比,知识和有趣范围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糟糕的学习成绩,还帮别人打架,多次留级的黄永玉不得不中止学业离开集美。

    离开集美后,为了谋生,黄永玉来到德化一个瓷场做小工。德化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城,在历史上,却是著名的瓷器产地。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些还没有烧制的陶胚上画上一些花花草草。这对于黄永玉来说,这不是在工作,简直就是在享受,所以有没有工资他也不在意,老板给他三顿水平极差的伙食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抗战期间,美术青年们组织木刻、漫画学习小组蔚然成风。黄永玉和一个木箱雕刻工、一个小学教员三个十多岁的青年也成立了一个木刻小组,合用一盒简陋的木刻刀。当他们把完成的木刻作品寄给一位报纸的编辑时,却收到了一封强烈的鄙视和嘲笑的回信,说他们寄去的东西简直是“安徒生的童话”。唯一安慰的是,让他们和安徒生排在一起。后来,在朱成淦先生的推荐下,《大众木刻》月刊上发表了黄永玉的木刻《下场》,15岁的黄永玉领到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

    告别瓷场小工的生活,黄永玉到一个码头上干过苦力。一天,他在码头上偶然遇到中学时的军训教官,这个教官把他介绍到军队里成了一名司书。这是一份很轻闲的工作,每天只是抄写几篇公文,一个月收入8块钱。这在当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俸禄。偏偏他不是个会享清福的人,抄完公文后嫌它呆板无趣,闲着没事把它加以美化。结果惹得长官大发雷霆。

16岁的小司书上任没几天,就失去了这份美差,黄永玉只好重新开始流浪生涯。后来,又有好心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肥缺”,去税务机关当股长。工作之余,别人喝茶聊天,他却致力于木刻创作,又是刻又是印,把机关办公室变成了木刻作坊。看在介绍人的面子上,上司奉送了两个月的薪水后请他“另谋高就”。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黄永玉和大多数的美术青年一样,揽着木板和刻刀,到处流浪,不停地认识新朋友,又不停地离别。1941年,离家五载的黄永玉来到泉州,在一个战地服务团做美工。一天,他在一座寺庙游玩时,看到院子里盛开的玉兰花,忍不住摘了几枝。过了两天,当他再去庙里摘花的时候,一个老和尚劝阻了他。让他惊讶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和尚竟然是他最尊敬的丰子恺的老师。四天后,老和尚给黄永玉留下了“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条幅就过世了。

这次缘悭一面的交往,给黄永玉传奇般的艺术生涯抺上了一层神秘而忧伤的色彩。老和尚叫李叔同,一位盛极一时的艺术和佛学大师,他被人记住的是他的法名弘一,还有那曲传唱经年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

六十年后,黄永玉回忆起这一段因缘时说,其实只是一次让人慨叹的偶遇,被一些好心人渲染成了一个合乎常情的大师如何启迪顽童在艺术上开窍的故事。

    战地服务团其实是一个剧团,是抗战时期文艺青年的沙龙。黄永玉来到这里做了美工,画布景,写海报,但有时也得串演一两次不太重要的角色。直到有一次,两句排了两个月的台词,居然在上千的观众面前卡了壳,剧团才决定永远不要黄永玉这个美工上台,如果大家实在忙不过来,就让他拉幕。此后,他完成本行的工作后,就沉迷在书本和刻刀的世界里。

    1942年,因为逃避战乱,十九岁的黄永玉来到了江西的信丰。在这里,他遭遇了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情。信丰是一个距离赣州不远的小县城,黄永玉在民众教育馆里找到了工作,碰巧广东姑娘张梅溪也因战乱来到了这里。张梅溪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将军,她在家庭的影响下 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 当时年轻漂亮的张梅溪有很多追求者,其中有一个航空站的青年,人长得英俊潇洒。这个青年知道张梅溪很喜欢骑马,还牵了一匹马来。也许,黄永玉听说过父亲黄玉书用风琴吸引了母亲杨光蕙的往事,他如法炮制:大清早见张梅溪从老远冉冉而来,他便吹起小法国号欢迎。后来他的同事们也都逐渐明白了,原来张梅溪的上班跟他的号声大有牵连。

    张梅溪最终选择了只会吹小号却会刻木刻的黄永玉。那时候的日子,黄永玉过得十分拮据。一次,他手里的八角钱在理发还是买他看中的木刻板时出现了矛盾,把木刻看得比吃饭都重要的他,宁可蓬着头发也不肯放弃木板,但他又不愿以这样的形象在出现在心爱的姑娘面前。最后,在张梅溪答应送他一块梨木板后,黄永玉才去理了发。

尽管赢得了姑娘的爱情,但这个穷且漂泊的流浪汉却没有得到张梅溪家人的认可。他们把张梅溪关在家里,也不让她回信。外表柔弱的张梅溪作出了一个她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跟着黄永玉私奔。结婚后,两人在《赣州日报》登了了则结婚启事,算是对张梅溪的家庭作了个简短汇报。

    当年毅然决然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张梅溪人生中最正确的重大决定。六十年来,两人不离不弃,从南到北,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历经风雨亦历经苦难,他们的爱情始终如一。1970年,黄永玉在动荡的岁月里给夫人张梅溪写了一首情诗。诗中说:“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抗战时期的信丰,有很多逃避战乱的作家和诗人,其中有野曼,林紫群等人。因为战乱,他们才留在信丰做编辑。在野曼的介绍下,黄永玉开始为这些写诗人和作家做木刻插画。慢慢地,黄永玉和这些报纸的编辑成了好朋友。后来,给了黄永玉艺术摇篮的大漫画家张乐平也来到了这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永玉只身来到上海,生活相当困难。他先寄居在版画家李桦家里,后来弟弟黄永光也来投靠,更增添了生活的压力。为了生存,黄永玉每三天刻制一幅木刻。二十一岁的青年,已经有了一双沧桑的手,满是胀鼓鼓的青筋,厚厚的老茧。

现实生活的压力和艺术的真诚就这样经常发生矛盾。后来,他搬到了一座庙里,然后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课。每到周末,黄永玉就带着一些刻好的木刻和油画,去给一些老一辈的画家和朋友看。有一次不小心,还把辛苦了几个晚上的油画遗落在了公共汽车上。不少前辈总是一手接过他的木刻稿,一手就交出了预垫的稿费。 

    楼世夷也是黄永玉常去“骚扰”的对象。在拥挤不堪的《时代日报》编辑部,他不但要给黄永玉安排投稿的计划,给介绍木刻拓片的欣赏者和买主,有时还步行带领去看一些前辈。

1947年的上海,左翼民主运动风起去涌,声势高涨。和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黄永玉也一起加入到了这场“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大游行的洪流中。他和其他的一些木刻家躲在一间小屋里,刻了两个通宵,创作特殊的地下传单。

    在一些前辈画家和楼适夷、臧克家等人的提携与鼓励中,黄永玉的木刻技巧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1948年,黄永玉的作品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一对年轻的夫妇买下了黄永玉的部分作品,男的叫黄苖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人,女的叫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永玉一直没有收到稿费,他在好友王琦的陪同下,去南京郁风家上门“收帐”。

    1948年,参加了左翼运动的黄永玉,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在这个陌生而充满竞争的城市,他一边给电影公司写剧本,一边坚持刻木刻。在萧乾等人的帮助下,24岁的黄永玉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

    画展后不久,黄永玉进入《大公报》担任美术编辑。非常凑巧的是,后来因写武侠小说而在华人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金庸也在这里担任评论员。两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1952年,祖国大陆沉浸在刚刚解放的喜悦中。

此时,身在香港的黄永玉,生活的压力仍然很大。《大公报》的薪水在交了房租后已所剩无几,他还得靠刻木刻、画速写、写点散文投稿过日子。尽管生活依旧清苦,但黄永玉总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他居住的屋子很窄很小,但窗口很大,他骄傲地称这个栖身之所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一封来自北京的信让这个美丽的窗口又成了一个过渡,表叔沈从文在信中告诉了他明天的窗口:回国工作。不久以后,黄永玉从这里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北归的路。

    1952年,《大公报》美术编辑黄永玉接到了表叔沈从文的来信,信中说: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忧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又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 1953年早春的二月,黄永玉和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又从北京火车站坐着古典的马车到了沈从文的四合院。

“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二十八岁的黄永玉豪情万丈。

    从孩提时代那次短暂会面后,黄永玉再没有见过表叔沈从文,但两人一直保持着某种精神的共鸣。1947年,沈从文在一篇谈到黄永玉家世的文章中,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还在大上海的黄永玉,在大街上买到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就着昏黄的街灯,他一遍一遍读着自己的故事,泪流满面。

两个山城长大的孩子,在少年时代远离了故乡的山水,却在异乡的城市装着同一个温暖的旧梦。在那个梦里,也许是一间残破的小屋,一只古旧的渡船,或许真有一个在渡口永远守望的翠翠,而他们就是那个从此远行,永在漂泊,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不回来的傩送。有了它,所有的痛苦与辛酸才有了依托,有了它,每一个未知的明天才不至于灰暗和冷酷。

凤凰,就这样由沈从文铺排成诗意浓郁的世界,经黄永玉倾泻为光彩夺目的画卷。

    回国后,黄永玉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央美术学院精英荟萃,院长是徐悲鸿。这里曾经是黄永玉梦想中的天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28岁的这一年,他居然成了这里最年轻的教授。黄永玉在教学的同时,也在不断吸取各种艺术流派的长处。

就在同一年,他被中央美院派到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的传统绝活,“木版水印”是一种完全依靠手工技艺印制中国绘画的雕版印刷技术,可以和原作书画一样秀润生动。黄永玉很快掌握了彩印木刻这一技艺并将它发扬光大。

    1956年,黄永玉的木刻艺术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黄永玉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阿诗玛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崇尚用黑白两色的传统木刻画不同的是,他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这是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他才32岁。

也许是受到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一种新风格,正因为如此,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人认为黄永玉的作品“离经叛道”。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

    1966年3月,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而在此之前,黄永玉一直呆在那里搞“四清”运动。闲闷之余,他写了一些“动物短句”来消遣时光。一位同去的朋友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甚至笑不可抑。

也就在这一年,给中华大地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中央美术学院也未能幸免,学院的门口挂出了一张颇有份量的大字报,内容是揭发黄永玉在邢台写的“动物短句”。其中有一只飞蛾说了一句:人们,记住我的教训,别把一盏小油灯当作太阳。让他意外的是,那位笑不可抑的朋友站在大字报前微笑着说:“你这是攻击革命领袖”。

黄永玉没有想到,一样的微笑,会和蒙娜丽莎有着千差万别。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八十多个“动物短句”成了黄永玉沉重的十字架。一位艺术大师的黄金岁月就这样被无情掠夺。因为这张大字报,黄永玉被关进了牛棚,并被毒打了一顿。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年代,但在牛棚里的黄永玉坚守着内心的光明,信奉着自己的真理。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走下那个让他背负多时的十字架。

    也就在这时,表叔沈从文下乡了。走之前,他把积留下来的一点点现金,分给所有的孩子,黄永玉也得到了一份。

这是一个悲壮的骊歌。沈从文已经相信,再也不可能回到多年生活过的京华了。但到了湖北的咸宁后,尽管天各一方,在那多雨泥泞的地方,他还给远在河北“五七干校”的黄永玉写信互相鼓励。

    1969年的秋天,对于黄永玉来说太过萧瑟。在北京和沈从文分手后不久,他自己也被送往河北磁县的“五七干校”改造。
    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家人的担心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让妻子忘却暂时的艰辛,黄永玉回忆起近三十年来的爱情,那些刻下了美丽伤痕的岁月,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下了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以此来鼓舞和慰藉心情懊丧的张梅溪,让她得以排遣那段难解的哀愁。


你深远的眼睛驯服我来自山乡的野性
岁月往复
我们已习惯于波希米亚式的漂泊
我们永远欢歌破落美丽的天堂


    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黄永玉个人画展上出现了唯一一个剪彩的嘉宾,也是历次画展中唯一的一次。他叫李复友,是一个花匠。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黄永玉黑画事件的艰难岁月里,两人结下了患难与共的友谊。

1974年,周恩来总理把黄永玉、李可染等当时一批所谓下放的画家,都请回来为刚建好的北京饭店做装修、配画。黄永玉终于又可以拿起放下多时的笔了。一次偶然的机会,经一个朋友介绍,黄永玉给别人随笔画了一只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快过年的时候,黄永玉和吴冠中等人去了重庆写生、设计,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了大事”。他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在批他。回到北京后,他自己跑去看展览。一看,他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批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他。 

这就是有名的黑画事件。黄永玉再一次开始了他的艰难岁月。

    1976年早春,周恩来总理没能看到窗外枝头初萌的春意,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永远地沉睡了。
走在十里长街上的黄永玉,他看到了哭泣的老人,流泪的战士,还有广场上拿着花圈的少女,一切都是那么悲伤。回到家里的黄永玉为总理刻下了一幅画像,写下了《哭泣的墙 》:


警卫员同志
让我们进去
和总理告别吧
警卫员用沉默回答少女的要求
却肃立着和少女们一起哭泣
警卫员象一堵哭泣的墙
哭泣的少女趴在墙上


    文革十年的风雨,让黄永玉遍尝人间的冷暖悲欢。漫长的苦难,如同一出起伏跌宕的戏剧,让人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付出了高昂的票价,多少光阴、生命、血、眼泪,还有青春和梦想。但他坚持着,也坚信着,风雨过后的彩虹会更加绚烂。终于盼到神州大地雨过天晴之后,一度被摧残得百花凋零的艺术之花重新恢复生机。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是,黄永玉在文革后不久就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不论艺术理念,还是创作手法,黄永玉都有了相当大胆的突破。

    走过那段泥泞的岁月,黄永玉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电视摄制组要拍摄一部《鬼才黄永玉》的纪录片,跟随黄永玉来到了凤凰。此时的黄永玉彻底放下了那个沉重的十字架,他似乎忘记了过去十年的风雨和磨难,又回到了遥远的孩提时代。

    八十年代中期,黄永玉再次来到香港。这座城市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次包容了他。在这个宽容的城市,他有了新的创作,也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这时的他已在凤凰之外漂泊了60年。新家位于太平山的半山腰,所以取名为“山之半居”。号称“香江四大才子”的黄霑曾是这里的常客。有一次,黄霑失恋了,黄永玉为了安慰他,在一幅送给他和画上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失恋是一件有诗意的事。这个因《沧海一声笑》而让人熟知的才子词人说:你这个浮沉随浪的江湖客只谈了一次恋爱,不懂失恋。(用《沧海一声笑》音乐)

    "玉氏山房"强调的是一种恢弘的气势。仅主楼的两扇铜门就重达两吨,而大厅的面积则超过了六百平方米。大厅的中央最具特色的是一棵从三峡运来的阴沉木,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重达八吨,有11000多年的历史了。"玉氏山房" 就是以它为轴心建造的。而在此之前,黄永玉已经在凤凰建造了小巧别致的“夺翠楼”。

    每个人都有自己灵魂的故乡,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可能千差万别,但精神上的故乡却都一样,永远都散发出生命最初的气息,成为生死不移的眷恋与诱惑。生长在沱江边的黄永玉,童年时代有过很多离奇的梦想,其中之一就是要在沱江边造一所美丽的房子。在黄永玉童年的梦中,“夺翠楼”所在的清沙湾总是带着忧伤而肃穆的诗意。在他建房子之前,那里只是一个废弃的斜坡。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最终被黄永玉雕琢成了一座具有艺术气息的建筑作品。

    黄永玉继“夺翠楼”之后兴建了又一座具有古建筑风格的宅院——北京东郊的“万荷堂”。“万荷堂”坐北朝南,分成两个跨院。西侧的院子是黄永玉平常起居和进行创作的地方。东侧院子的中心是一个面积将近两亩的荷塘,四周回廊环绕,点缀着一些楼阁,可以供客人们居住。和“夺翠楼”一样,“万荷堂”没有过多的粉饰和雕琢,却又在细节之处显示了黄永玉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独具匠心。黄永玉将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视作是自己艺术创作的延伸。

    难以想象,如果黄永玉没有漂泊,而漂泊中的黄永玉没有总在夜里入梦的故乡,是否依旧有这许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这两年,黄永玉在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借写自己的一生,把这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勾画出来:故乡的民俗、童年的影子、还有如烟的往事。

这是一次漫长的晚年漫步。


在给夫人张梅溪的一首诗中黄永玉说:
我们有过悲伤,
但我们蔑视悲伤,
她只是偶尔轻轻飘在我们发尖上的游丝,
不经意地又随风飘去。
我们有太多的欢笑,
在我们每一颗劳动的汗珠里,
都充满笑容

去年底, 黄永玉获“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但今天的黄永玉依旧笔耕不辍,上午写书稿,下午画画。这就是黄永玉,一个不老的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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